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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9 15:39:21
2023-02-09
徽州變革型儒學與嶺南趨同式儒學評介
萬仁輝
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舘館員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前特聘研究員
前楔語
與敦煌學、藏學三足鼎立的徽州學，是傳統國學中于國際國內早已確立地位的重要顯學。而嶺南學，近些年來幾經諸多先路前驅和重要學者辛勤著論，孜孜創立，艱苦營建，亦已然從不少頑強構筑中的地域學的群候里脫穎出來，初露顯學崢嶸，并為學術界廣泛接納認可且紛紛投入研究。
徽州、嶺南兩域之學，各自于中國傳統儒學史上的表現，堪有一比。拙文謹就“徽州變革型儒學政治”及“嶺南趨同式儒學政治”作些基本析論評介，以引金玉。
關鍵詞組：徽學 嶺南學 儒學政治 變革型 趨同式 政治文化變革周期 學態變革周期 文化史候
徽州，古稱新安、歙州。
宋以前，徽州在儒學政治上并無特殊建樹；相對于中原和江南其它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徽州尚且落后。有宋以來，特別隨著宋朝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遷，讓徽州獲得特殊機遇。由于地處南宋都城水隅源頭，流經徽州大地的橫江、率水、練江匯淳安、合富春，入錢塘灣，與臨安杭州近同水系。伴隨著徽州儒理宗法社會的成熟，居民成份的遷聚變動和行政治理的進步，地少人多的徽州于是商業、文教、科舉蓬勃發達，名人官宦、巨賈精英比肩競出。
徽州于是成為宋代新型儒學的發祥地；徽州篁墩世傳之“三夫子祠”及“《程朱闋里》碑”便是實證。歙縣篂墩是程顥和程頤的祖居地；有考：二程之祖西晉時程元譚和南梁武帝時程靈洗都曾駐新安，任太守，至唐末因避黃巢之亂程氏部份遷出新安而余脈在焉。朱熹，雖出生于閩地尤溪，但在他的著述中除署名“新安朱熹”外，又在自序家世時著重說明“世居歙州歙縣篁墩”，后又遷居徽州婺源。
伴隨北宋的頹勢，皇權已危機深重，社會結構面臨重置，唱頌太平、陶醉美好的文人己意趣闌珊。儒士們好不容易從家國被遼、金等草原民族侵略又無以雪恥的痛楚中掙脫出來，揮去或隱埋了光復故土的最后一絲意念——歷史準備好了時機，讓程朱理學重構了新的政學合一的社會形態并賦予其更嚴密、精致的育人、匡政、治國的活力型哲學思想。在儒學思想面臨枯竭、生命力漸次衰微的危機階段，“修正”“糾偏”迫在眉?。面對其時長江、中原人材濟濟，大儒接踵層出的局面，徽州儒人切準文化史候，當仁不讓，壯膽變革翻篇，令儒學以嶄新的面貌成為宋時意識形態的統領性政治哲學體系，讓宋朝文治享有“超越漢唐”之美評，而此時，徽州在儒學領域已超越中原且其優勢一直延續至其后的元、明、清……
儒學政治自程朱理學（人稱宋明理學）統制地位的確立，延續四五百年，至明代晚期又至清初，特別是乾嘉時期，學人對愈繁愈密，益嚴益固的門檻、臺階，藩籬、屏障以及準宗教式的律條、戒規漸積不滿甚至痛恨而視其為“苛學”、“酷學”；非但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祭起了破障鉞斧，甚至連游離儒學邊緣以純文學面貌出世入世的馮夢龍、凌濛初也以他們的“《三言》、《兩拍》”，變著戲法對儒理之學進行尖銳批判，呼吁正視人欲。這其實就是政治文化變革周期循環復始的關鍵時段在歷史轉換的節點上伴隨各種危機而致的學態變革周期已來臨的征兆。徽州本土后起儒學精英們又及時地切入儒理宗法的消極點，秉承捍衛儒學的宗旨，打著考據原著經典，破除統制教條的旗幟，試圖讓儒學政治在自己的主動操控下翻盤重置。而這一切恰好順應了康、雍乃至乾、嘉滿族皇權將漢人儒家政治頂層設計根據自己的意愿改版的需要，于是，江（永）戴（震）〔1〕考據學說應運而生并令整個乾嘉朝野幡然震肅。霎時間，風靡全國的“乾嘉學說”附庸成城，宋明儒家政治道德，倫理規范甚至行為準則都面臨“重新洗牌”。也因此，徽州戴震闖入了乾隆皇帝的視野，居然“非進士”而被“賜同進士出身”，破格擢召為《四庫全書》修撰官。
江永是徽州婺源縣江灣人，而戴震是徽州休寧縣屯溪人。二人師生摯友，忘年至交；共享“江戴之學，興于徽歙”的盛名；江、戴所倡導的考據學風及所構建的新型義理之學，又深得其時徽域內外學者的推崇。和江永、戴震相與前后或同時期，僅僅在徽州就有諸多頗有名氣的考據學者，甚至有不少成就卓著；他們結成群體，推波助瀾，如歙縣的黃生、程瑤田、金榜，婺源的汪紱、績溪的胡匡衷等不下數十人，已然形成徽州拓樸之學的大群候。
其實，江、戴以及他們周邊的擁躉，于各自較早時期都是宋明儒理之學的推崇者或以儒理入道求仕的學人，對其時以儒理宗法為核心的儒學是逐漸由篤信、懷疑轉向批判、斧斫的，對于其苛嚴的宗法制度也是由克己遵守到試越雷池的。一旦資訊二元甚至多元化了，他們終于痛苦地發現，朱子之學，其實已流于支離，陷于僵化，已戕害至自身，于是也轉而痛斥宋明理學家“誣圣亂經”，并認為其“存天理，滅人欲”之說，是“適成忍而殘殺之具”，是“以理殺人”，認定“事物來乎前，雖以圣人當之，不審察，無以盡其實也”，而主張“無征不信”，“實事求是”……于是群體轉向，置身儒禮宗法的對立面。
故此，筆者認為，這被時人及后來學人混稱之為“漢學”“經學”“考據學”“樸學”“乾嘉學說”的強勢新學，其主體軀干其實又歸于徽州，大可如不少學人所稱：“徽州新學”“徽州樸學”；當然其本質只是換了冠袍的傳統儒學而已。這種合乎圣意的樣板式學術成就，大大超越國內多地之新學，包括在考據學方面幾欲與之比肩的吳派。亦如南宋皇帝選擇了朱熹而摒棄了陸九淵，僅憑皇權獨尊，“唯我所用”。于是，徽州又接棒成為其時代國學政治的新統領，逐而取代六百多年來作為儒學正宗、官方哲學的程朱理學的地位，支配著徽州乃至全國社會思想近兩個世紀。
江戴學說對傳統儒學的再次隨機變革，實際上僅僅是恰逢其時代之歷史文化史候，應皇權的需要于學態變革周期對早期儒學和宋明理學的方法論上的否定性創新而曲線的繼承、捍衛和發展，絕非革命性的推倒重建。
正囿于上述“非革命性”，迨至民國初期，徽州人胡適曾試圖通過革命形式和手段，徹底顛覆這被認為是腐朽舊文化的一切。盡管自幼在徽州接受正統儒家教育的他內心惶恐矛盾，但當面臨改朝換代、政權更迭，以為新的文化學態變革周期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到來，胡適自身也不免迷失，不少國人更是驚懼彷徨。然而，革命是大勢所趨，胡適做出了并非出于初衷的矛盾決策——“打倒孔家店”；洪流滾滾，摧枯拉朽，致使千年傳統儒學包括它若干變革衍化的現實形態，統統受到史無前例的蕩滌。此時，千年儒學的理論構架，概念系統，邏輯基礎都在胡適自己也始料不及的匆忙、混亂中野蠻擊碎而猝無重建之思。可以認為，這一切都遭遇于一個被強加的極不成熟的文化史候、極不完備的學態變革周期中，其結局無異于文化之殤。不敢斷言它需要多少歲月得以修復療愈或曰尋求到真正合理的取代和文明的升華。
宋明理學，乾嘉樸學，兩代變革型之“新儒學”，被公認為中國儒學史的閃亮時段之華彩篇章，也是徽州人在儒學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并成旗幟的范例。
從程朱到江戴又到胡適儒學思想的歷史演變中，不難看出他們各自和他們之間與千年儒學思想上錯綜復雜并且互為依存的鏈式聯系和脈絡走向，這其實也是徽州變革型儒學對中國儒學政治的接力、傳承、遞進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其對中國科舉的影響，對中國學術思潮的導向，乃至對中國政治文化等一切意識形態整體的作用力，貫穿逾八百年。
對比徽州變革型儒學政治，作為中央視野之內卻長期“偏安”“蠻荒”的嶺南，自中央皇權首次鞭及以來，她們就從未能脫離大中華儒學政治的控制、安撫或“蔭蔽、垂恤”。漫長歲月里，在自身支離疏落，格局多變，政權動蕩，分分合合，既聯盟又爭奪的過程中，嶺南（人）對儒學政治由冷莫、抗拒、反叛，而又致妥協、臣服、認同、模仿、崇正、效忠，亦步亦趨，附庸協同， 遂至融入中華儒學政治的大家庭。形成一方區域被動滯后的儒學政治，我們權且稱之為“趨同儒學政治”。至此，于嶺南，儒家對權力的順應、依附，權力對儒家的驅使、利用，幾近與中原等量齊觀。
此所謂“趨同”，就是在處境不同甚至明顯處于劣境的情況下，對主體思潮和政治信仰的認同歸化，從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尋找共同的認知。當然，其中首先必須對主體權威認定的社會、歷史、政治主要事件之史實結論了解、學習并認同。趨同，當然又都以代表性文化群體——儒士的屈從、臣服為先決條件；他們必須甘心情愿地犧牲利益即首先不謀求思想政治上的分裂，不導致政局失控和社會危機。
由于系出大中華多元文化的源頭之一，除了最終選擇趨同，歷史同樣給了嶺南多次和多向選擇的機會。在秦漢中華儒學政治于北方處于絕對統治地位前，嶺南還處于原始自萌政治生態的時候，古甌越、駱越等百越多種原始文化崇拜，包括他們的神密始祖遺傳、民族性格基因在內的原生文化的強大本能應該是對北來文化排斥和拒絕的。但，一切或許是天意，對北方軍事強權的臣服和對北方強權陸續給嶺南帶來“修、齊、治、平”的儒學政治，嶺南弱勢“蠻夷”當然普遍默認為文明進步，接納并學習實踐。《晉書．故和列傳》云：“……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崇正”是趨同儒學中較為積極的具體技術行為過程，只要中央政權稍有機會對嶺南地域施以統治影響，便不會放棄或松懈對其正統儒家思想政治的教化和強推，同時更對依附中央政權的文人學者傳播如是精神學問，移殖如是文化基因。嶺南“崇正”勢力的主流中堅，便是這各個歷史過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包括在政治經濟社會中獲得權力和地位。為捍衛他們自身的既得利益，又不得不長期趨同維護賜予他們利益的北方儒學政治體系。
大中華政治最早波及嶺南應該說楊越時代，繼而統及駱越、甌越又并聯東越，特別至大秦統一，對整個嶺南的普惠令廣府文化及時并優先地螽斯肇啟又衍集為地域核心。但可以認為，其時作為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核心的廣府及其上層，包括其時南海、桂林、象郡等各地首領，應該連模糊的儒學概念都沒有。趙佗作為北來的皇權政治代表人推行“和集百越”，倡導“漢越雜處”，這才是嶺南最早在較完整的地域概念中根本接受大中華中央皇權并對儒家政治稍有涉聞的啟蒙學習階段。秦五十萬軍民之征，掏至中原空虛以至秦亡，這給了嶺南一個絕佳機會。由于秦政權的覆滅，趙陀南越國的獨立，嶺南自然地與中央政權決裂開來，包括星點的儒學概念在內的北來文化基本上都被強勢的獨立思想包裹而偶取所需。然而，決裂后的南越國（嶺南）已是北方的人治，北方的旗幟，由于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政治的朦朧印記已有初步烙痕，更由于趙陀政權的慣性延續和“國治”的不時之需，這個印記不得不被頻頻祭出并拭亮加深。
短暫的獨立除了讓嶺南原生文化特色重新佔有比重，其實并沒有帶來文化上的真正獨立。直至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建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后，嶺南已經沒有文化選擇，大漢政權對南越政權的再次統一，讓表面上屈服于軍事力量的?南再一次歸結于由軍事到文化上的臣服，而且又讓這種文化上的臣服以疆土地域的形式向南部海疆再次延伸并一統而數百年。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文之風真正浩浩然吹拂嶺南天地海宇，大嶺南政治文化逐漸受儒家政治思想浸潤并克服頑強的地方文化惰性逆阻，慢節奏地趨同之。
東漢末年又給了嶺南再選擇的機會。當北方袁紹、曹操、袁術，西北劉璋，中部劉表，東部孫策等多方政權在興起和較量的時候，作為實際上已脫離漢中央政權控制的嶺南（交州），并沒有爆發嶺南文化的獨立，而相反，可能不僅僅是軍事力量上的失敗，更可能是文化上的尋求投靠，嶺南很快被東吳政權所統制，直至三國歸晉，還原了中華儒家政治文化的大統一，共同實現了中華儒家政治文化的空前繁榮。
經南北朝，宋、齊、梁、陳，終于至隋、唐，又大一統而數百年。——嶺南與他們概念中的“北方”人及中央不時貶謫嶺南的大儒們同創共享了中華大唐文化更為空前的“繁榮盛世”；嶺南文化對于中華大文化的不二從屬和對儒學政治的唯一選型永遠且絕對地確立、并更堅定地亦步亦趨。
隨著大唐政權的積弱失勢，中華大地割據亂局不可避免，嶺南喚醒了歷史記憶，又謹慎地獨立了，成為與所有北方割據政權在儒家政治文化上別無二致的南漢；也就是說，這并不是嶺南自身的一次文化選擇，因為竊取揭竿成果的正是與北方中央政權十分親密，對中原制度十分熟稔又傳承著儒家政治血脈的北遣權臣的后裔，而他重用的也大都是大唐歷來貶詘嶺南的名宦、名士的后人，南漢政權的文化成份和儒學屬性昭然可見。
因而，從上述意義上說，南漢六十年后歸附到大宋的版圖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宋數百年的一統，讓嶺南全程見證了兩宋中央政權儒學政治的變革，其中包括程朱理學對嶺南的覆蓋，甚至連“嶺南儒宗”崔與之也完全洞悉其時代文化史候并崇正順節、趨同洪流。同時，嶺南又直接受到兩宋朝廷貶謫的大儒名宦的儒家文化、政治哲學等多方面的濡染并對他們眾星捧月搬的趨同追隨。即便宋末，嶺南與皇家，始終共濟相攜，直至崖山蹈海。
迨及元、明的改朝換代，嶺南趨同式儒學政治一直經受著國體政治、文化生態變換的摔打并隨時自覺歸位看齊。
明代嶺南學者邱濬、陳獻章、黃佐提倡的“實學”，與徽州清初考據、拓樸之學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尚屬先見先發，敢逆趨同之潮流，可惜，時機尚未成熟，未適在學態變革周期節點上爆燃，對明朝廷的儒學政治的主流慣性并無觸動，反而險致學息文偃。
滿清政權一統全國后，非但沒有改變大中華傳統儒家政治的格局，且一切拿來我用，作業照抄。除了換主，于意識形態領域，數百年，除了稍作微調，大都搬用強大的傳統儒家政治的成法以統制之。當然，此于嶺南，待遇無差別。此中，嶺南自身儒學政治于清時的組合重建，包括粵北的韶關，粵東的潮汕支派的健全，雖然一如既往得益于江西學派南下和閩客學派西進，但就嶺南整體而言，雖然更新換代是大趨勢，但趨同格式并無改變且始終是主流；為與乾嘉皇權政治保持一致，徽州考據拓樸之學在嶺南，又同樣受到以廣府為領?的所有嶺南學人的追隨趨同，直至康梁變法又至孫文革命。
不幸的是，宋明以來，嶺南總是作為沒落中央皇權、儒家政治茍延的最后堡壘，亦即皇家政權的終結地。然而，盡管如此，卻最終沒能讓儒家文化被嶺南接盤而形成中興復辟或全新獨立的中堅勢力。當然，在每個改朝換代的當口乃至前后，嶺南原生特色文化都能稍稍獲得一些新的萌動和復蘇的機會，這也是嶺南文化歷經數千年，仍在中華文化中保持鮮明特色的原因之一。
（2018年初稿，2022年6月、2023年2月兩次謄改。）
注：網絡時代，一切信息資源共享，故本文未備置注釋，鑒諒。
主要參考文獻：
《徽州文化全書》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10.
《嶺南文化叢書》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